京六车用汽油、柴油两项标准已完成网上征求意见，将于2017年实施。

通过适当延长新标准的达标期限，赋予企业充足的时间实现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缓解去产能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人员安置分流和资产清算、重组等资本流动性问题，以此确保有力、有度、有效地落实好去产能的重点任务。一是转变观念，形成合力。

面对不断加大的规制压力，很多企业不得不选择技术改造，将主营业务从高耗能、重污染的板块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附加值板块调整。这样的数据甚至让园区管理者大吃一惊。同时，造纸行业的规模和利税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显著增强，造纸企业不再把环境标准当做负担，部分企业经技术改造后的出水甚至大大优于排放标准的限值。波特假说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即环境规制将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外部性纳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宏观上的影响表现为产业整体竞争力下降、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三是清晰定位政府与企业各自的角色。

相反，如果方法得当，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环境标准尺度的提高能够倒逼污染企业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进行创新，激发企业的创新抵消效应，提升自然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截至2013年，山东省造纸企业的数量减少了逾七成，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7.6%，而山东省造纸行业COD排放量仅占全国造纸排放总量的5%左右;造纸行业COD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近80%，2003年～2013年期间，南四湖流域在保持GDP年均两位数增长的前提下，COD和氨氮污染物浓度分别下降了84.8%和94.1%。那么，下一步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巴黎协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曾经被视为威胁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现在都变成了新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次，有一些商业组织联合起来鼓励其所在的政府提交力度更高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s）。《巴黎协定》为什么会成功？《巴黎协定》是多边主义和气候行动的成功开始。巴黎气候谈判大会的氛围也是最后促成各方达成谈判的因素之一。

在谈判过程中，这些代表国家以外角色的参与者十分重要。《巴黎协定》的挑战从国际治理的角度来说，《巴黎协定》的成功树立了新的典范。

关于去年年底签订的《巴黎协定》，JenniferMorgan有这些总结和思考。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谈判大会，上述因素导致了两次大会的结果有很大不同。此外，对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人们现在已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这也促进了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它们共同创建了一个清晰透明的谈判机制，但同时又将紧要的议题置于首位。

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谈判大会，上述因素导致了两次大会的结果有很大不同。我此前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就是这些智库之一，我们当时组织了类似的活动，清华大学还曾参与。2014年9月，美国纽约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气候游行，这次游行传递给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人们确实在意气候变化问题。小岛国、中国、美国和G7都在做着努力。

尽管我们尚未看到《巴黎协定》发挥作用，但《巴黎协定》仍然是一个转折点，它究竟成功在哪里？我总结了五点因素：第一点在实体经济上，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正在切实地以更具有经济性的方式发生。毋庸置疑，美国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但是美国的行动意味着其他国家再不能把美国的不作为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了。

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减少了对煤炭的消费。我想就此机会与各位分享我对《巴黎协定》的一些想法，围绕着促使《巴黎协定》成功的一些因素、协定本身、下一步的方向、特别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我将简述主要观点。

中国最近采取的行动让人印象深刻。作为UNFCCC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Figueres）带来了希望和决心。但是，问题的解决仍然山高水险。这份协定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一个国际合作新时期的开始，而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已因此发生改变。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在国内政策上做出努力以实现目标。这些努力如果能够实现，将注定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创造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起点。

最后，一些国家的环保组织鼓励人们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从数据上来说，中美两个排放量排名数一数二的国家理应如此，但从政治上来说，也是如此。

在印度和一些小岛国，在没有电力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开始使用分布式太阳能来照亮生活。第四点法国作为主席国的外交技巧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的支持至关重要。

今天能够在这里，与过去几年中我非常敬仰的各位共聚一堂，倍感荣幸之至。第五点公民社会组织的努力也是巴黎气候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这里我所说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的组织、商业组织以及智库等。

未来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将《巴黎协定》落实的关键之年。前不久，我搭乘绿色和平的船前往北极，亲眼目睹巨大冰川的融化。同时，这样的经济体还能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首先，通过充分的协商最终达成各方满意的协议。

在积极转变国内政策降低煤炭消费量而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上，中国的行动启发了很多国家。让国家的长远政策能够及时有效的影响到投资界，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国际层面，需要制定规则以明确《巴黎协定》的透明度原则、资金和怎样利用2018年的谈判时机来提高各个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s），这些细节都至关重要。如果将具有经济性的零碳经济作为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目标，那么，它所在的经济体将是对气候变化具有抵御性的。

最后，做出这些重要的国家政策决定和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理念，是我观察到的中国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做的努力。同时，全球都在延续着降低煤炭消费量的趋势，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座的各位都明白气候变化的严峻性，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数据和研究论文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着气候变化的存在和加剧。在谈判过程中，这些代表国家以外角色的参与者十分重要。下面为演讲全文非常感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的热情招待。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工作对我们这个全球性组织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后巴黎时代，中国将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我对此充满期待和好奇，绿色和平以及全球都在关注。

巴黎气候谈判大会的氛围也是最后促成各方达成谈判的因素之一。《巴黎协定》的挑战从国际治理的角度来说，《巴黎协定》的成功树立了新的典范。

最后，我想谈一谈对中国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它指出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需要更紧迫的行动以及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认识缺口。

总结一下，我觉得他们发挥了这些作用。那么，下一步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巴黎协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